[读书心得] 《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二题

二、两个索尔仁尼琴？
　　
　　
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优秀的作家就像另有一个政府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政权喜欢伟大的作家，只喜欢那些阿猫阿狗。
　　                                                                 
                                                                              ——《第一圈》
　　
　　
国朝学界曾经有“两个顾准”之说。其一自然指我们所熟知的那个顾准，在暗无天日的文革之夜，他拆下肋骨当火把，率先用批判的视野打量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比起他开出的药方，他之求索的决绝勇气更令后人感佩——所谓“先知”，我以为后者的意义要大于前者。然而，当林贤治先生翻开《顾准日记》，却发现了另一个顾准：“这个顾准，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对当时包括整党建党大批判等在内的所谓‘斗批改’，加以充分的肯定……”那么这“两个顾准”究竟何者为真，何者为伪呢？我同意林先生的观点，“两个顾准”皆是真实呈现，这种近乎精神分裂的人之两面性实则基于人性的混沌。当然，你还可以用“迫害与写作艺术”为顾准的“颂歌体”辩护，但我们更应该承认一个思想的准则：先知并非完美无缺的圣徒，批判者同样要接受被批判的铁血考验。顾准裂变成有霄壤之别的两个道德形象，未能冲淡他的思想光芒，反倒还原给世人一个更真切的寒冬夜行人之先驱身影。
　　
对于不久前病逝的索尔仁尼琴，亦有人提出类似的质疑：是不是有两个索尔仁尼琴？一个是写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症楼》、《第一圈》和《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被誉为反极权的斗士，以笔为剑，与谎言、暴力、禁锢如铁的专制统治决战到底。“他的记述激发了数百万人，让他们知道，一个人的勇气和正直最终可以击败一个帝国的极权体系。”（美联社评语）在正义沦陷的长夜，是他与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点燃了俄罗斯良知的星星之火。先哲言，当某些人的灵魂升入浩瀚的天际，世界的重量便要轻上几分——索尔仁尼琴无疑隶属这一伟大的队列。但在那盛大的光芒之下，我们却隐约窥见一丝不和谐的阴影：还有一个晚年的索尔仁尼琴，像个愤青一样到处吐口水，抨击社会现实，痛斥西方文明，大力宣扬俄罗斯认同，重震东正教精神，甚至一只脚已经滑向了大国沙文主义，献媚于当权者，居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个压缩版的、没蓄胡须的斯大林——握手，为其高唱颂歌，这似乎只有那些他曾经批判过的吹鼓手式的奴才作家才干得出来……后一个索尔仁尼琴明显偏离了他留给我们的泛黄的旧日影象，人们不得不怀疑，开往天堂的索尔仁尼琴号列车，是否在晚期行错了轨道？

我们不妨一一辨析溅落在索尔仁尼琴身上的“污点”。第一个争议源自索氏对西方的态度。有人说，索尔仁尼琴很虚伪，忘恩负义，当他在苏联被监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正是西方赋予了他国际性的崇高声誉，如诺贝尔文学奖，这相当于一道护身符或免死金牌，使苏联当局不敢轻易对他下毒手；当他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时候，又是西方国家收留了他，而他却反咬一口，这不是典型的小人行径吗？
　　
这种立论颇有二元主义之嫌，乃至是一种变相的专制思维。反对苏联，就一定要赞成西方吗？受惠于西方，就一定不能批评赐予者吗？索尔仁尼琴逃离苏联，就是因为在那里他被剥夺了批评政府的权利。如果在西方亦是如此遭遇，也许他会选择继续逃离，直到在地球村里找到一个拥有批评自由的乌托邦为止。以此而诘难索氏者，真是小窥了他的襟怀。一面怀有对西方的感恩之心，一面从理性的立场审视西方政治和文化现象，两者互不因对方的蛊惑为转移，正可反映一位持批判精神的作家之天职。
　　
索尔仁尼琴对西方的批评倒是一以贯之。据说他在流亡生涯之开端，1976年刚抵达美国，就大骂美国文化颓废，诅咒资本主义腐朽堕落；1978年，他受邀参加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并发表了题为“分裂的世界”的激情演讲，他语出惊人，称西方文化“虚弱而堕落”、欧美民主并不是“普世价值”，以及“勇气的沦丧可能是外界观察家注意到的现实西方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他还批评美国媒体“轻率和肤浅”，抨击大众迷失于享乐主义。这些都让视他为反共产主义英雄的冷战另一极的人士莫名诧异，乃至失望透顶。在美国生活18年，他始终拒绝学习英文，后来返国之际，在纽约机场接受记者采访，还要儿子作英语翻译——根据这个细节，就不能简单判定索尔仁尼琴迂腐、保守，其中则潜藏了更深刻的传统原由。据张晓波先生介绍，俄罗斯确有这么一种传统，从别林斯基开始，再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等，对东方和西方一同开炮，心生怨恨与恐惧的他们生怕赖以安身立命的俄罗斯文化亡于来势汹汹的西方之手，所以不得不主动抗击侵略者来维系俄罗斯精神的高贵性。可这样做的结果如何，不太令人乐观。
　　
如果说索尔仁尼琴对西方文化的批评有其国民性和宗教（东正教）背景，那么他对西方政治的抨击则要直白一些。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之时，索氏说，1994年，他回归俄罗斯，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膜拜正如日中天，但其原因，不是对西方的真正了解和理性认知，而是出于对专制和反西方宣传的本能憎恶——我大体接受这个论断，索氏十多年前的话亦可适用于当前之中国语境。等到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这种膜拜的情绪就开始改变：“过去人们常将西方国家视为‘民主骑士’，但这种幻觉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很失望地看到了西方国家政策当中隐藏的实用主义、刻薄、自私。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觉醒，从前的幻觉一下子粉碎了。”这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即西方政治常常挂羊头卖沟肉，自由民主外衣之下，包裹了霸权的心脏。另一个原因，则是前苏联旗下的一些盟国，如乌克兰，受西方勾引而向其靠拢，“乌克兰同俄罗斯的紧密纽带体现在两国有数百万紧密相连的家庭，他们的亲人生活在边界的两边，任何变故所产生的军事对峙都将使他们骨肉分离”。换言之，西方的“和平演变”在损害他极力宣扬的“俄罗斯认同”，故必须亮剑迎敌。
　　
说到底，索尔仁尼琴对西方的姿态转变之繁杂，决非那些满脑子二元论的非此即彼者所能理解的，更不是一个“伪君子”所能打发的。索氏的立场可供商榷，但他的真挚却不容置疑。他完全可以像某些流亡的大师那样，去迁就、讨好、融入西方政治及文化，甚至舍弃用母语写作。他还可以保存托尔斯泰式的圣徒肖像（有人讽喻索氏：“他应该扮演托尔斯泰的角色，接待来访者，给所有人提建议，留一把19世纪的大胡子，大胡子对此角色最为重要”），不对水深火热、分崩离析的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现状发一言，因为那并不是他所擅长的领域，只要一开政治批评之口，就很容易出错，遭到非议。可他还是写下了“政论三部曲”：《我们如何建设俄罗斯》（1990）、《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4）、《倾塌的俄罗斯》（1998），哪怕受众寥寥——《倾塌的俄罗斯》只印了5000册，还卖不出去——哪怕被人嘲笑其严肃的说教“像个乏味的摩西”；可他还是毅然决然：“现在没多少人愿意听我说话了。但只要我活着，就要给国家开药方。”
　　
　　
另一个争议点，是索尔仁尼琴与普京的关系。同样说来话长。索尔仁尼琴先后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他颁奖的提议，却惟独在2007年6月接受了普京颁发“国家荣誉奖”。这意味着他屈服于普京的威权吗？索氏解释道：“在1990年，要为我颁奖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苏联当局，并且奖项是颁给《古拉格群岛》一书。我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我无法接受把奖颁发给一本数百万人用鲜血写就的书的事实。”“1998年，俄罗斯处于低潮。就在那一年，我出版了《倾塌的俄罗斯》。叶利钦总统愿意为我颁发圣安德列勋章。而我的回应是：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
　　
索尔仁尼琴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不太高，尽管放逐他的苏联帝国是在戈氏手上“和平”毁掉的，但他并不因此而感恩戴德，反倒批评“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显得异常幼稚、缺乏经验，对国家不负责任”，尤其是西方对戈尔巴乔夫“识时势”的赞美，以及戈氏自命正确的清高，估计更让索尔仁尼琴心里很不爽。不过他还是承认，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叶利钦头一回给了俄罗斯公民言论和行动的自由。相比之下，他数落叶利钦的罪状可谓不遗余力：叶利钦执政时期和苏联一样不顾民生；叶利钦急于推行私有化，在他手上，国有资产被大规模甩卖；为获得地方领导人对其执政权的支持，叶利钦主张分离主义，还制定了相关法律，鼓励和授权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分崩离析，这让苏联人长期奋斗形成的历史功绩荡然无存，使俄罗斯的国际社会地位剧降——由此可见索氏的沙文主义论调——关键还在于，“这一切令西方国家击节叫好”，西方一叫好，反西方的索尔仁尼琴心底就发毛。
　　
那么，对于出了名的政治强硬派普京总统，索尔仁尼琴怎么看呢？一开始，两人的关系并不和睦。索氏一度批评普京在打击金融寡头方面的工作力度不足。但他们所拥有的一些共性（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俄罗斯、对西方的敌意等），最终促成了文化与权力的姻娅。他们皆努力沟通，以最大的诚意试图说服对方、融化对方的偏见。2007年6月，普京专程拜访索尔仁尼琴，“我们谈俄罗斯，谈今天的状况，谈国家的未来。我提请作家注意的是，我们今天采取的一些措施，在许多方面与他所写的是一致的”。而索氏更是为普京辩解：“普京继承的是一个被掠夺一空、迷茫失落的国家，人们一贫如洗、士气低落。他开始尽其所能让这个国家逐渐恢复元气。这些努力不明显，也不会马上被人看好。”当记者问到：普京曾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服务局(FSB)的局长，而FSB的前身正是曾给您带来苦难的克格勃(KGB)……索尔仁尼琴却接口说：“……至于普京总统，是的，他曾在情报机关工作，但他并非‘古拉格群岛’的头目。他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这绝没有让他蒙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索氏也忒大度了些。这是“相逢一笑泯恩仇”，还是“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呢？而用“光彩”来评价普京的特工生涯，则让人怀疑索氏此言的真实度；如果是十足真金，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进一步怀疑他晚年的智力和道德感堕落到几许。
　　
但是，仅由此推论索尔仁尼琴向普京奴颜卑膝，尚嫌武断。细细分辨两人的谈话，你会发现，普京更多是在奉承，属于政客在打官腔：“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身遵循。”后一句，索氏肯定很受用。而索氏所玩的多半是太极推手，如他解释“国家荣誉奖”，先声明，这不是由总统以个人名义颁发的，而是经过专家评选出来的，随后便把话题转移到历史的功用，“我用毕生精力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俄罗斯人民能够以史为鉴，保持清醒头脑。我不惮以恶意揣测，这两人只是互相利用罢了。当他们观点契合，如反对寡头，支持中产阶级，便并肩林立；若出现冲突，如国家大权集普京于一身，而索尔仁尼琴一直主张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两人该如何笑语言欢呢？怕是索氏只能三缄其口，或者为直言无忌而做好再次被放逐出境的准备。
　　
我一直在思索，索尔仁尼琴对普京的好感，特别是比起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恶感，是不是还涉及到一个经典政治学命题，即处于历史三峡的转型期的大国，通常需要一个卡里斯玛型的强权领袖来扫荡烟尘，巩固航向，此后才慢慢过渡至法理型的宪政国家？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单挑就近的、熟悉的，有民国初期的袁世凯，同时期的魏玛民国，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施米特先后对“帝国总统”的激情召唤。只是这类政治人往往没有好下场，袁世凯死于众叛亲离，“帝国总统”最后孵化出一个希特勒。尽管如此，从历史功利主义思量，人们还是选择欢迎卡里斯玛的降临。换句话说，这是一台轮盘赌，胜负各半，总好过坐观烂摊子渐渐腐化。索尔仁尼琴于1994年返回阔别二十载的俄罗斯，他的敌人倒台了，但眼前的俄罗斯现状却是满目疮痍、多数人生活贫困潦倒。用当时的执政者叶利钦的话来描绘：“我们离开了河岸，却被困在河中央，无法到达对岸。”性格充满矛盾的叶利钦未能对此提交一份及格的答卷，希望只能寄托在刚硬的普京身上。这是索氏的悲哀，他实在找不到比普京更佳的选项来予以支持，以至在晚年，他居然开始称赞斯大林，斯大林发动了一场“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将苏联打造成举世瞩目的强国。此中隐秘，大概等同于今日中国的一些人无限温情地怀念毛泽东时代，来表达对现实的极度不满。
　　
索尔仁尼琴与普京的纠葛，还可以延伸出一个“污点”，即索氏的民族主义情结。以赛亚·伯林认为，在思想深层，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斯拉夫主义者。这大概可为定论。但索氏对俄罗斯的捍卫，更多是针对文化。流亡者的漫漫长夜，对俄罗斯文化的怀念无疑是一种高贵而痛苦的乡愁。《时代周刊》的悼念文章更深一层指出：对索尔仁尼琴来说，他的“俄罗斯”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是一个怀旧的、精神上的俄罗斯；而对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国民来说，他们的“俄罗斯”却是一个日益西方化的物质国度。二者的错位与矛盾，不免引发了索尔仁尼琴关于“俄罗斯认同”的满腹牢骚。但我还是要坚持辨白，索氏的俄罗斯认同之成色，文化远大于政治。曾有记者问他，俄罗斯需要某种国家理念吗？他回答，有一种共同的、统一的理念是好事情，但决不应该被少数派人为制造，或自上而下强加于人。这便与那种极富侵占性的沙文主义划清了界线。
　　
　　
我不打算做索尔仁尼琴的辩护士，我无法否认，以上评论有可能存在种种情感和经验的偏见，扰乱了对索氏晚年精神转向的客观剖析。但无论怎么转，转动的弧度有多大，他一生的重心已经固定：坦诚，深刻，基于良知而书写，对民族文化和人类无限热爱——也许短视、也许灵魂虚弱，也许与当权者委曲求全，可终究，这个炮兵上尉、劳改犯、中学教师和流亡者，仍然算得上近百年以来最伟大、最清醒的作家之一。他之所以能够赢得世界性的敬意，不仅因为他是知性、政治或道德上的楷模，还因为，墨西哥诗人、亦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帕斯说：“我们要用一个比较古老的、仍然带有宗教意味、暗示着就义和牺牲的一个词：见证。”
　　
只有一个见证者索尔仁尼琴。一个有缺陷的索尔仁尼琴。一个具有伏特加酒一般浓烈的自省精神的索尔仁尼琴——自省，正是我们这个世界最稀缺的养分，因此我要引述以上结语来告别这位古拉格的斗士：“1991年8月，我和妻子在电视里看到，克格勃总部外边的捷尔任斯基雕像被推翻，这对我来讲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为什么不发一封祝贺的电报回去呢？……是的，我从心底觉得那并不是一场胜利。专制主义已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肌理之中。所以我一直保持沉默。我们有什么可以庆祝的呢？”